台湾人黄莘:十二岁离家走上抗日救亡道路

  采访时间:2005年7月

  采访地点:上海

  见证人:黄莘  女,1928年出生于台湾南部。

  为了摆脱奴役而来到祖国大陆,可是国民党政府却把我们当成“日本间谍”,这在我的心灵上留下了深深的创伤

  当我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台湾已沦落在日本帝国主义的魔爪之下,我是一个小“亡国奴”。我父亲黄国瑞,在台南开家诊所。由于几十年来的奴化教育,父母的中文都讲不好,在家说日语。眼看着我和其他4个兄弟姐妹们长到入学的年龄,父亲犯愁了。平日里,父亲一直教育我们,我们是中国人,我们有自己的祖国。

  1936年,为了孩子不再受奴化教育,父亲毅然关掉台南诊所,带着母亲和5个孩子来到福建泉州。我们怀着一腔爱国热情回到祖国,但没想到的是,抗战伊始就横遭大祸。当时的福建省主席陈仪以“日本特务嫌疑”为名,将所有台湾同胞送到闽北荒山野岭中的小县崇安。一路上,哀号四起,哭声震天。有的女人生病了,就由丈夫背着走,老人和小孩互相搀扶,踉踉跄跄。到崇安,四百多人住在像集中营似的两栋楼内,所有人都睡上下铺。门口有人把守,不许自由进出。肚子填不饱,生病没有药。酷热难当,水土不服。蚊虫遍布,老鼠横行。得病的妹妹被饥饿的老鼠活活咬死……我们为了摆脱奴役而来到祖国大陆,可是国民政府却把我们当成“日本间谍”,这在我的心灵上留下了深深的创伤。

  1938年底,崇安“台民垦植所”里来了个年轻人,胖乎乎的脸蛋,长得慈眉善目,说起话来带着浓重的台湾乡音,亲切动人。年轻人说:“大家在这里无自由又不能谋生,携老带幼又回不去台湾。大家只有团结一致,起来抗日,才有希望。只有打倒日寇,台湾才得解放,大家才得自由!”

  400多台胞雀跃异常,写联名信表达抗日愿望。

  年轻人名叫李友邦,台湾台北芦洲人。1924年由于夜袭台北日军派出所被通缉,来到广州参加黄埔军校。在孙中山和廖仲恺先生的帮助下,李友邦“抗日救台”的想法愈加成熟。全面抗战爆发后,李友邦得知大批台湾同胞被无辜关押在崇安,请求浙江省政府向陈仪解释,崇安台胞与当时在福建一带充当日本打手的台湾流氓不同。陈仪了解情况后同意李友邦带走台胞抗日。

  1939年1月李友邦从崇安带回第一批台胞30多人,包括6名儿童。其中就有我和我的父亲黄国瑞以及大姐黄月华。2月22日,台湾义勇队和台湾少年团在浙江金华正式成立。义勇队利用成员大多是医生和技术人员且能说日语的优势,积极从事医疗、情报、宣传、策反、审讯俘虏等工作,在闽浙一带颇为活跃。

  1940年,父亲来信叫我去金华参加少年团。和母亲临别时,我大哭一场,从此我离开家走上了抗日救亡的道路。那一年,我12岁。

  来自台湾的少年团员们对日本的残暴统治有着切身感受,因而经常作街头宣传演说

  少年团的生活紧张而充实,每天都要军训出操,除了学习《台湾抗战史》、《台湾革命史》等课程外,最重要的就是学习文艺。我唱歌唱得好,是团里的文艺骨干之一。我们经常到浙江和沿海地区进行文艺宣传演出,到前线慰问英勇杀敌的将士,和大人一样上前线对日军喊话宣传……

  台湾割让出去已经几十年,当时政府对这段屈辱历史讳莫如深,因而大陆同胞对台湾现状了解不多,有些人甚至不知道台湾是中国领土。来自台湾的少年团员们,对日本的残暴统治有着切身感受,因而经常作街头宣传演说。

  大家主要宣传“台湾自古以来就是我们祖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台湾人就是中国人”,让祖国同胞了解台湾,支持台湾革命。同时我们还揭露日本帝国主义在台湾施行的殖民统治,对台湾同胞的残酷压迫与欺凌。孩子们的现身说法很有感召力。群众起初是好奇,听着听着就被孩子们的爱国热情感动了,每次街头宣传都吸引了不少民众,宣传效果特别好。

  到了少年团,我一下子觉得自己懂了很多。孩子们都特别懂事、听话。当时物资紧缺,一天吃两顿饭,都是几乎看不到米粒的稀饭。营养不良,所以老生病,但我从来不吭声,自己熬着,坚持工作。

  1942年4月间,日寇攻陷金华。少年团随义勇队向闽西龙岩撤退。部队为了照顾孩子,每人发双鞋,可大家舍不得穿,自己打草鞋穿。结果,脚走出了血泡。行军时还得自己背行李,遇上下雨,就喝一碗姜汤驱寒。李友邦常说:“台湾的希望就在你们这些孩子身上。”抱着这样的信念,我们什么苦都能吃。

  有时候一天行军几十里,日军的飞机在头上盘旋,我们都不怕。每过一个村庄,总有一群孩子好奇地跟在我们后面喊叫:“小兵、小兵、还有女娃兵。”大人也热情地叫我们“小鬼”。群众的热情,让我们忘记了疲劳。

  经过长期的战斗洗礼,1943年台湾义勇队正式隶属国民政府中央军事委员会政治部,扩编为台湾义勇总队,李友邦任少将队长,人员增加到165人,到1945年扩大到381人。从1939年到1945年抗战胜利,台湾少年团这支抗日宣传队伍,随台湾义勇队足迹踏遍了浙江、福建沿海一带以及皖南地区,为争取民族解放,收复台湾不遗余力地奔走宣传。

  1945年8月15日日本无条件投降,大家欢呼雀跃,祖国胜利了!台湾光复了!9月9日,少年团随义勇队来到漳州,准备越过海峡,收复故里。在武夷山上的九曲溪,至今仍留着孩子们当时涂刷的口号:“打倒日寇,保我中华。”

  9月,义勇队和少年团回到台北:阔别多年的故乡。在日寇占领时期做低等公民的日子结束了。1947年,向往革命的我离别亲人,独自返回大陆,最后在上海电视台离休。

  (采写/新华社记者 孙彦新 金旼旼 肖春飞)



责任编辑: 谢菲  来源: 《北京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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