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奸李登辉的“皇民化”经历和亲日情结之由来

  南方网讯 2001年4月22日,李登辉以“治病”为名前往日本,实现了他多年的“梦想”。李登辉自登上“总统”宝座以后就处心积虎地妄图去日本“访问”,这是因为他对日本有一种特殊的情意,特别的亲情。

一、在日本文化的熏陶下成长

  李登辉出生于1923年1月,1945年日本无条件投降时,他已22岁。也就是说,李登辉从出生到大学二年级,接受的都是日本文化的熏陶,这对李登辉人生观的形成,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日本教师的入门弟子

  藤本辰男是李登辉小学六年级的级任老师。这个日本熊本县九洲大学肄业的高材生,满怀壮志地来到台湾,就是希望使殖民地的子弟能够成为忠于天皇并为大日本帝国做出贡献的人才。因此,藤本十分注重培养班上的资优学生。李登辉进入六年级以后,学习成绩逐渐跃为全班第一名,并担任了班长。因此藤本老师开始注意到李登辉,有意对其进行重点培养。他让李登辉搬到自己的宿舍,帮助他进一步打好学业基础,并问道:“你是否愿意从学校搬来与老师同住,接受更严格的训练?”“愿意是愿意,但这样未免太劳烦先生了。”李登辉又惊又喜,一时间难于决定。藤本接着说:“这件事我会亲自找你父亲说的,你不必马上作决定。”

  不久,藤本真的坐公车到李家拜访。李家十分高兴,马上安排酒席款待这位“上宾”,年轻的藤本感到十分亲切,犹如回到了自己的家一样。在喝酒过程中,藤本道出了此行的来意,李家听后高兴得不得了。三天之后,李登辉搬进了淡水公学校为藤本租住的福兴宿舍,正式成为藤本的入门弟子。按照藤本的要求,李登辉每天放学回来后,就抱着书架上的一大叠参考书,拼命用功,遇到不懂的问题一一记在纸上,然后一并请教藤本。这样一直延续了半年时间,直到藤本奉命调往新竹为止。对李登辉来说,这次真是一生都受用不尽的机遇。这位颇具日本精神的藤本老师,对李登辉的影响之深,远远超越了其他老师。

    系统接受“皇民化”教育

  1935年日本帝国主义准备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之前,日本殖民当局为防止台湾同胞起来反日,在台湾加强殖民统治,极力推行日本化,号称“皇民化运动”,妄图彻底斩断台湾同胞的民族意识。

  在“皇民化运动”的推动及影响下,淡水公学校的课程有了很大的变化,日文课大量增加,成为主课。在校内,老师学生都不得讲中国话(台语),也不得写中国字,一切均以日文为主,违者将受到处罚。为了监督师生的言行,校方还挑选了部分学生组成纠察队,进行巡查。纠察队出巡时,均带有臂章,携带笔记本,如发现有用中国话(台语)交谈的一律登记,并给予口头警告或罚款。

  学生们对校方的这种做法持有两种态度。陈金要等部分学生,不予理会,认为这些规定不合理,在下课后仍大声用台语交谈、讲笑话;而李登辉等另一部分学生,则以作日本殖民者的顺民为荣,尽可能用日语来交谈,用日文来书写,并期望通过平时对日文的听、说、读、写等练习,考试时取得高分,光耀门庭。为了学好日语,李登辉除了平时下功夫外,还让父亲为其订了一份杂志《少年俱乐部》,这是一本专为小学生设计的课外日文读物,从而使他日文水平提高很快,每次考试日文读、写、听、说都在90分以上,在班里独占鳌头。

  在史地课本中,只讲日本不讲中国,课文称:我们的国家位于北半球上,东临太平洋,西接日本海,整个国家有四个大岛组成,即由北至南分别为北海道、本洲、四国、九洲,我们的首都在东京,天皇裕仁就住在东京的皇宫里。我们的领土北接桦太(是指中国被日本占领的北方四岛,现被列为俄罗斯版图),南接台湾,是亚洲最强盛的国家。我们的天皇勤政爱民,是三军的统帅,是“万岁天神”,百姓都应该以作为一个日本国民为荣等等。

  对于书中的这些内容,许多同学感到反感和迷惑,他们说:“我是中国人,怎么会是日本人呢?”“我们的国家应该是中国而不是日本吧?”“既然说我们是日本人,为何日本人瞧不起我们,不但瞧不起,教师的待遇也有差别,连配给品的比例也不同呢!”对此,松田校长解释说:“明治28年满清政府战败,将台湾割让给日本,当皇军接收台湾时,曾经明令公告:想回到中国大陆去的,大可收拾行李回到福建去,天皇绝不反对,也不加阻碍。但是你们的祖父、父亲们并没有带你们回唐山,既然不愿意回去,想留在台湾继续生活,那就表示愿意服从日本天皇。因此,你们没有理由再做汉人,而是必须要做日本天皇的子民,学日文说日语,改日本姓,彻底‘皇民化’才对。”松田的一番解释使台下鸦雀无声,有些同学虽心中不服,但没有人再敢发言。

    优秀的日本国旗升旗手

  1934年(昭和9年)4月,淡水公学校校长松田又有一个新花样出台了。他看见日本太阳旗在校园内飘扬,甚是好看,但旗台、旗杆不够高,显得不那么气派,就决定修建一座新的升旗台,台高数尺,旗杆加粗加高,台边四周加设装饰用的铁环。这座气派不凡的旗台竣工后,十分壮观,足可媲美日本军校校阅场的旗台。

  松田校长在旗台启用前的一天,亲自试了一下,非常好用。但是,旗杆的顶部滑轮是用上等钢材打造而成的,轮内涂满了黄油,非常滑溜,升旗时如果风力过大,很容易把旗子升得过快,不能按预定时间到达顶点。所以,必须选择优秀的升旗手。原来六年级的两名升旗手不够严肃认真,每次不是升得太快就是太慢,不能与国歌同步,做到歌完旗到,于是松田命令把他们换掉。最后挑选出李登辉、李清水二人为升旗手。他们二人通过反复刻苦练习,掌握了各种解决难题的办法,每次升旗都能心手合一,歌完旗到。由于双李对升旗十分认真、虔诚,完全体现了松田通过升旗进行“皇民化”教育的初衷,松田对他们非常常识。有一次校总务室来了一部装了底片的照相机,松田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升旗手李登辉、李清水,立即把他们找来,给他们拍照,留下了“珍贵”的历史镜头,二李为此都感到非常得意。

    武德殿拜师学习日本剑道

  李登辉刚到淡水公学校时,学校原有一对堂兄弟李辉东、李辉来,他兄弟二人生性调皮,专好捉弄同学。李登辉来到后,就对他进行过挑衅,后来得知他父亲是刑警而有所收敛。但是时间久了,他们发现李登辉是个文弱书生,在班上也不合群,在李辉东兄弟看来,这简直是异类,于是又不断寻机挑衅。一天上午,班主任潘老师因患感冒实在坚持不住了,就让全班学生自行演算,自己回到距教室不远的导师休息室休息。这时,部分学生便趁机肆无忌惮地说笑喧哗,搞恶作剧。李辉东还拿过李登辉的算术课本,丢来丢去,弄得教室乱成一团。这时李登辉冲过去与李辉东兄弟扭打成一团。所谓“双掌难敌四腿”,李辉东兄弟前后围攻,李登辉难以抵挡吃了亏。这时有同学报告了老师,潘老师到教室后大发雷霆,高喊道:“刚才动过手的,围观叫好的,全部到台前罚跪,其他人跪在原地。”全班有一半人都跪到了讲台前。潘老师还用藤条打了跪在讲台前的学生的手心,被打的人都嚎啕大哭起来。

  李登辉自从被这两个调皮同学欺负后,下决心要练一手武功,为自己报仇。有一天,他跑步时,路经一处挂着“武德殿”大匾的地方。根据大匾和字意,他知道这是一所练武的会馆。李登辉站在会馆的门前,试着往门里探望,想弄个究竟。经一位打着赤脚全身空黑衫以黑带束腰的男子同意,他带着几分怀疑和惧怕的心情进了武德殿。这是他生平第一次进道馆,心情不免有些激动。

  “武德殿”,是当时日本人在台湾开办的练武术的地方。殿内教的武术包括柔术、剑道、相扑三大类。这都是当年日本宪兵、警察、军人和武士们必修的武术。日本殖民者统治台湾时,台籍警官必须学会,同时,也鼓励台湾人民学习,因为它体现武士道精神。经过对“武德殿”的观察及考虑后,李登辉觉得剑道适合自己的口味,从此,李登辉便开始习剑,在学校的体育活动和课余活动中只醉心剑道这一项。此时,剑道在淡水中学也蓬勃开展起来,后来还成为必修课,成立了“剑道队”。李登辉因为体形特点是击剑的上乘之材,特别受器重。由于李登辉的剑术提高很快,赢得了“竹剑少年”的称号,达到初段水平,并担任了剑道社社长。

  李登辉在“武德殿”学剑术,不只是学招式、技法,还深受所谓日本武士道精神的熏陶;不只是学生时代成为励志上进的借镜,同时对他今后的人生道路也产生了重大影响。正如国民党政策会执行长饶颖奇所说的,在政争过程中,李登辉仿佛也是在比剑,先是沉潜忍耐,不动声色,然后找出对手出招时露出的破绽,电光石火般的准确还击,一举击倒对手。正因为他深得练习“剑道”的好处,所以至今仍保存着一张穿剑道服装照的相片。

二、“皇民”意识根深蒂固

  成长的环境与过程,决定一个人的情感与意识。李登辉的父亲当过日本警察,家庭受过日本的“恩惠”,在学校曾多方得到过特殊的“关照”。上小学时,作为日本国旗的升旗手,每天都带着崇敬而严肃的心情升降日本国旗;中学时,每当日本在侵华战争中取得所谓的胜利时,他都会挺身而出率队舞旗游行庆祝,并高呼“半在”(万岁);在京都帝国大学时,他又积极响应日本当局的号召,“志愿接受”千叶高射炮学校半年的军训,成为一名日本炮兵军官,准备为“天皇”效忠。日本文化的熏陶,塑造了李登辉的个性和情感,“皇民”意识已深深扎根于他的脑海之中。所以,凡是到过台湾的日本访客,都从心底感到李登辉亲切、热情,犹如自己的“家长”。1994年7月,李登辉在接见日本“产经新闻”社社长羽佐间重彰时,还曾亲口说自己是“会说日本话、亲日本的总统”。

    以自己曾经是日本人而自豪

  近几年来,李登辉对于来自日本的访客,无论是政界、企业界人士或作家、学者、记者乃至经介绍辗转而来的日本人,都一定会见,而且每次会见时几乎都称自己在22岁以前是日本人。所谓22岁以前,也就是1945年台湾光复以前。显而易见,李登辉对那段时光还铭记在心,引以为荣。事实上,时至今日,李登辉仍然没有把自己当成中国人。据1996年香港《镜报》载文透露,李登辉某次在一个私人场合分析陈履安为何参选“总统”时,曾以闽南话加手势脱口说出“别管他们中国人的事”!

  为了表示对日本的亲近,显示自己22岁前曾是日本人,李登辉每次接待日本人时,无论对方是什么身份,他总是面带笑容地说:“我们现在用日语来沟通吧。”对于具有李登辉这样身份的人这么做,连许多日本记者都觉得不可思议。一位日本外交官表示,李登辉说日语是不错,但至少形式上应有一位翻译在场,这是基本国格的表现。以韩国为例,前任总统卢泰愚和现任总统金泳三,他们日语都十分流利,并不亚于李登辉,但是在任何场合他们都一定说韩语,有翻译官作翻译,只有在稍微轻松一点的时候,先说韩语再说日语,或者是日语部分说得更为详尽一些。就连台湾的辜振甫,日语水平比李登辉要高,也不完全用日语交谈。

  如果说李登辉用日语和日本客人交谈是为了沟通方便和表示亲切的话,那么,每次谈话中都对日本人推心置腹、吐露真言,就更显示了李登辉“皇民”意识根深蒂固。

  1994年初,日本《共同社》记者访问团拜会李登辉,原先安排的时间极短,但因见面后倍感亲切,话题又对胃口,以致时间一再延长。在交谈中当有人问起李是否再参选“总统”时,李登辉没有正面回答,但却说:“只当一任总统的问题,都是他们恶意逼迫我说的。”此话一出,使在座的日本记者倍觉温馨,感到李登辉确实把日本人看作是自己人。

  1994年3月,在中国东北长大的日本极右派作家司马辽太郎赴台专访李登辉。见面后,李登辉的第一句话就是:“我有很多话要跟你说。”接着以“生为台湾人的悲哀”为主题进行了长谈,并设家宴招待。在长谈中李登辉直言不讳,把国民党政府称作“外来政权”,声称台湾被外来政权统治是台湾人的悲哀。访谈内容在台湾报刊发表后,引起了岛内外一片哗然。整个对话给人最深刻的印象就是:李登辉本人的思想倾向日本而藐视甚至敌视中国。

    有一个日本名字叫岩里正男

  李家在日本殖民统治时期是十分驯服的良民。其父李金龙是一个出类拔萃、深受日本殖民者器重的日本刑警。为了表明自己对日本的 认同和臣服,李登辉上中学时,他老爸给他起了一个很不寻常的日本名字——岩里正男。

  按照日本的传统风俗习惯,日本人所起的名字多半是通俗化的,如什么田、什么彬、什么郎等。而像李登辉所起的岩里正男这样深奥的日本名字,并不多见。很显然,李登辉取这样的日本名字是经过反复斟酌思考的。

  “岩里”是日本神话中的一个人物,和我国《西游记》里的孙悟空十分相似,本事非常大,志在荡灭群魔,澄清天下,是一位了不起的神。所以说“岩里”两个字,不但深奥神秘,而且冷僻,以“岩里”作为姓氏的人,不但在日本不多,在台湾更是绝无仅有,而且能取出这样名字的人,必是具有很高日文知识水平的学者与专家。其父李金龙虽然担任过日本刑警,还当过“民代”,但是日文水平也不会很高。因此,李登辉这个颇具文化水准的日本名字,究竟是出自于其父李金龙之手或出自于他人,其中有何背景,很难妄下结论。然而,这样一个深奥的日本名字,加上岛内媒体披露其生父可能是日本人,使人很容易对李登辉的身世产生疑问。所谓“无风不起浪,起浪必有因”。究竟其中有什么奥秘,很难说清。

  不过,也有一种可能,李登辉的日本名字是沿袭其父李金龙的“岩里龙男”而来。那么李金龙的名字又是怎么来的呢?李金龙当刑警时武功高强,除了眼尖、拳快、捆人手狠外,更有极高的腿上功夫,别看他身材矮小、长着一双细腿,谁只要被他逮到,保准先给你一腿,身上立即留下一块“黑青”。所以,对一些武功高强的抗日志士,日本人对付不了的,每每都派他去“缉拿”,且很少“失手”。由于李金龙为日本殖民统治的所谓治安作出了卓著贡献,深得日本殖民者的青睐,因此很快便连升三级,由基层巡捕升至刑事,日本上司均视其为“模范警察”,起“岩里”这样一个日本姓氏,极大可能是日本殖民统治者为嘉奖李金龙的“功绩”而恩赐的。

    为日本的侵略罪行开脱

  对于半个多世纪前日本军国主义在台湾的殖民统治和侵华战争中所犯下的滔天罪行,每一个稍有民族感情的炎黄子孙,无不为之切齿痛恨。然而,李登辉却始终没有做出像样的谴责,即使是在抗战胜利50周年和“七七”事迹60周年的时候,他也不作表示。相反的,他却处处为日本的侵略罪行开脱,乃至歌功颂德!

  一些日本政客为了某种政治目的、为使亚洲邻国能对日本降低敌意,有时也会说一些对侵略战争谢罪的话,为日本在侵略战争中的暴行引咎自责。但是,李登辉却公开表示:时间已经过去50年了,日本何必为半个世纪以前的往事,老是不断地道歉呢!1997年12月27日接见日本记者时,当提到日本侵华战争的头号大战犯裕仁天皇的死亡时,他对到台湾访问的日本作家深田裕介说:“在日本天皇去世时,全世界只有台湾和日本一样表示由衷地哀悼”,他还说:“我的悲痛不亚于日本人”。1992年给台湾博物馆题词时,李登辉竟然学习日本人以“终战”一词代替台湾“光复”,妄图和日本人一样用这个词来抹煞日本侵略者对台湾和整个中国的侵略历史。

  李登辉不仅为日本侵略者开脱罪责,而且还歌功颂德。1994年3月,日本右倾评论家加籁英明到台北访问李登辉,返回后写了一篇题为《大人》的短文,刊登在7月号的《文艺春秋》卷头,对李登辉至为推崇,大加赞赏。

  加籁之所以把李登辉盾成是“大人”,是因为李登辉在和其谈话中一开头就直接了当的表示,日本统治时代对台湾遵守经济发展的基础有很大的贡献。李登辉以自己最精通的台湾农业发展史为例,指出:“台湾成为日本领土后的第二年,日本便很快地从夏威夷引进新品种甘蔗。而1905年日俄战争时,台湾也较日本内地先进口德国的化学原料。而民政局长后藤新平与总督儿玉源太郎搭档创设独立财政、公卖制度、台湾银行等,奠定了台湾发展的基础。工程师八田与一从大正十年(1920年)起,花费了十年时间,在广阔的嘉南平原建立伟大的水库及大大小小的水道,肥沃了近15万公顷的土地,而使近百万农民的生活富裕起来。”所以加籁英明感动地说:“在日本军国主义掠夺周边诸国的历史中,曾被统治的台湾,其领导人坦言是日据时代才奠定了台湾今天经济发展基础的态度,让身为日本人的我觉得有一正衣襟之心情,这才是‘大人’之为物呀!”

    用日本的世界观看中国

  在日本化教育下成长的李登辉,自然而然地形成了一种日本人的世界观,并以日本人的观点看待中国。譬如他在与司马辽太郎的长谈时,当司马别有用心地讲“在这个世界上,没有比‘中华’一词更为混淆不清,不易分辩”。李登辉立即跟着说:“‘中国’这个词也是含糊不明的。”李登辉还有另外的许多话,如说“现在大陆高唱民族主义,称为五族,新疆、西藏和蒙古都被列入中国民族。我想,如果北京企图建立大中华民族或大中华帝国,则亚洲就糟了。”1997年12月19日,接受日本记者专访时还说:“‘日本就过去对中国的侵略,持续向中共低头道歉的倾向,做得太过份了……台湾也有少数较亲大陆的少数派,就南京事件举行对日抗议集会’。中共对南京大屠杀事件,50年、100年也会继续抗议,让日本人绝对忘不了。大陆的大中华思想经常和反日是表里一体。”

  正如新加坡资政李光耀先生1996年5月10日接受美国一家广播公司采访时所说,李登辉“生长在日本帝国统治下,在台湾的日本学校接受教育,然后到很少台湾人能够进入的京都帝国大学去。因此,他用日本人的眼睛看世界”。李光耀又说:“中国大陆的人受尽日本人的折磨,痛恨日本人;台湾的领导人却受日本人栽培,吸收了日本文化和精神”。李光耀还对李登辉一次批评中国大陆领导人“水泥脑袋”时,竟用日语脱口而出感到十分惊讶,他说:对中国领袖来说,被另一个中国人用日语斥责,简直是在还没有愈合的伤口上再刺进一刀。我相信李登辉先生是自然而然地讲起日语来的,他告诉过我,他每天要读4份日本报纸,收看日本放送协会的卫星报导。他是依日本人的世界观看中国,所以对中国不怀好感。1995年7月10日香港《快报》也发表一篇文章指出:“即使到了九十年代,李登辉这种日化台人的语言、心理和思考特征仍然存在。作为台湾的‘总统’,他常让人感到是站在日本人的利益上讲话,以日本人的世界观、以一种与中华民族存在敌对的潜意识作为精神武器。”

三、依靠“皇民”阶层改造台湾

  李登辉深厚的“亲日情结”,反映到他的施政上,就是要依靠台湾业已形成的“皇民”阶层来改造台湾,以达到“亲日附美,台湾独立”的目标。

    “皇民”阶层是在日本占领台湾期间精心培育起来的

  日本占领台湾以后,为控制台湾,在岛内实行“皇民化”政策。他们取消了台湾民众的中国籍而强加以日本籍,不遗余力地灌输“效忠天皇”的意识,并把台湾的一些“顺民”委以重任,拉入统治阶层。除此之外,他们还下大力培养一批“皇民”中的精英,其办法就是挑选大批忠于日本的青年知识分子,送进日本在台湾办的学校或直接送往日本上学等等。这些人后来不少都成为“皇民化”的中坚。他们虽然身在台湾本土,但却有着深厚的“亲日情结”。日统时期受日本人重用的特权人物的后代,加上日本人精心培育的“精英”,在台湾形成了一个“皇民”阶层,李登辉则是这个阶层中的顶尖人物。李登辉口口声声说“民之所欲,长在我心”,他讲的所谓“民”,基本上就是指的这群“皇民”阶层。

  “皇民”阶层的本质特征是“亲日疏华”。他们自认自己的“根”在日本,想方设法到日本去“认祖”。他们的政治目标是把台湾从中国分离出去,实现“台湾独立”。李登辉上台以后所采取的一系列“改革”措施,如实行“本土化”、进行“宪政改革”、“心灵改革”和发行新教科书等等,其目的都是要按“皇民”阶层的意愿改造台湾。

  为了充分发挥“皇民”阶层在改造台湾过程中的作用,李登辉一登上台湾的最高“宝座”,便迅速采取措施,把“外来”的国民党高层的重量级人物,特别是与蒋家有渊源的人物,一个个排挤出国民党和台湾政权的核心,而让“皇民”阶层的一些“精英”,逐步占据要害部位。如当年引日本军队进入台北城的辜显荣,是台湾有名的汉奸、卖国贼,其子辜振甫是国民党中常委、海峡两岸交流基金会董事长,负责两岸交流事务;其侄辜濂松也是李登辉的亲信。当年将受伤卧病的日本征台军统帅北白川宫能久亲王用中坜妈祖庙门板送回东京靖国神社的吴鸿麟,其子吴伯雄是现任台湾“总统府”的秘书长。当年引乃木希典登陆枋寮的陈中和,其子陈启川曾任高雄市长,其孙陈田锚为现任高雄市长,等等。另外还有许多和日本有过渊源的人,也都被李登辉看中委以重任。如许水德所以能被李登辉委以国民党中央秘书长的重任,就因为许曾留学日本,当过台湾驻日代表,与日本关系密切,是台湾公认的“亲日派”。

  还有一件事,更能表现出李登辉及其“皇民”阶层的真情本意。1995年4月,正当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签订100周年,全中国和全世界的华人都在愤怒谴责日本军国主义的罪行之际,李登辉却特准民进党的一名女议员吕秀莲于4月15日率领台湾“纪念马关条约百年代表团”,凭吊当年日本驻台总督的故居,并感恩日本百年前使台湾脱离了中国。还鼓吹日本对台湾殖民统治50年的“好处”,等等。吕秀莲为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扬幡的无耻行径,受到了台湾学者和舆论的强烈评击,而李登辉却公然册封吕为“总统府”的“国策顾问”。李登辉此举,最清楚不过地显示了他的心迹。

  为了继续保持和加深“皇民阶层”的“皇民意识”,李登辉还不遗余力地在台湾推销日本文化。1995年他将台湾电视公司介绍中国大陆的风光记录片《八千里路云和月》停掉,代之以日本影片《阿信》。国民党更另设三个电视台,其中一个叫作电影台,24小时播放日本电影。又如他向台湾杰出青年介绍的“一流著作”,就是日本人鼓吹台湾独立的著作。他经常公开推介并亲自演唱的三首歌,其中一首叫作《感恩的心》,就是日本歌曲,以表达对日本的“感恩”之情。新版教科书的出台,更是李登辉妄图以“皇民意识”改造台湾的一个“杀手锏”。

  李登辉还广泛结交日本各界的“知心好友”作为幕后高参,为其施政出谋划策,有的则被公开聘请为高级“政治顾问”。如:

    高级“政治顾问”中岛领雄

  此人从来对中国都不怀好意。他每月都要出国旅行,一方面与世界各地的反华分子交换如何分裂中国的意见,另一方面则到处去推销他分裂中国的所谓研究成果,并进一步搜集相关资料。他还组织发起了每年一次的“亚洲展望研讨会”,打着学术研究的旗号,竭力为“台独”和李登辉访日东奔西跑。

  日本有些军国主义阴魂不散的人有块心病,就是嫌近邻中国太大,认为这不利于日本的生存。不过,他们的这种“心病”只是敢想而不敢言。中岛岭雄却是他们中的“英雄”,他毕生研究的课题就是如何使中国变小,从而不致妨碍日本人独霸亚洲。他研究的结果,认为国家的大小以法国最为适当。而现在的中国,实在太大,要达到理想,必须分成若干共和国,如:台湾共和国、闽南共和国、广东共和国、香港共和国、内蒙古共和国、满洲共和国、西藏共和国、新疆共和国、云南共和国、华北共和国等,这样才有利于日本的生存,维护日本的地位。李登辉之所以聘请其为政治顾问,最主要的就是欣赏中岛分裂中国的理论。

    最知心、最亲密的老友日本文化浪人司马辽太朗

  李登辉在日本京都帝国大学上学时,司马辽太郎就读于大阪大学。当时日本侵略军为搜集炮灰,规定大学的在校生全部要接受严格的军事训练。事有凑巧,李登辉与司马辽太郎被编在同一个班里,朝夕相处,一同参加军事训练。自此以后,两人交情非比一般,说得上是弱冠知心之交,至今已经50多年了。

  司马辽太郎在日本以编写中国历史小说而闻名。站在中国的立场上看,他的小说多为歪曲历史的胡编乱写;但在日本,这种著作已经足够使他成名。他有很浓厚的反华意识,即使到了今天,他仍夜郎自大,看不起中国,仇恨中国,想方设法要贬低中国,分裂中国。为此,他于1994年专程到台湾拜访了李登辉,一见面李登辉就讲“有许多话要说”。他们在台北“总统府”谈了6个小时仍未尽兴,两人又移师花莲接着深谈。此次长谈李登辉把压在心底的话都吐了出来,而司马辽太郎也极其所能,为李登辉的分裂行径煽风点火、出谋划策。

  此外,李登辉在京都帝国大学的同学、现活跃于日本学界的胜田吉太郎等人,一直密谋成立一个欢迎李登辉访日的委员会,为李到日本活动造势。身为自民党内不倒翁的金丸信,在日本政坛一直扮演幕后斡旋者的角色,是1991年李登辉访日风波的主要策划者之一。另一个当过自民党干事长的小渊惠三也是李登辉的好友,1991年那次金丸信邀请李登辉访日,便是通过此人策划的。

  李登辉上台以后的一切作为,都浸透着深厚的“亲日情结”,都是要延续日本殖民者当年的台湾的政策,把权力牢牢掌握在“皇民”阶层手中,使台湾逐步实现“皇民化”,从而疏远中国,建立一个合乎日本人口味的“主权独立的国家”。



责任编辑:   来源: 南方网
 
主办:共青团中央 中国社会科学院
承办:团中央信息办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 中青网
 
向台湾抗日英烈献花参观留言访问血铸中华网站